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人声鼎沸，新中国第一枚大将军衔的金星正被缓缓扣上张云逸的肩章。此时的他六十三岁，鬓发灰白，神色却依旧从容。人们只记得闪耀的军衔，往往忘了他在另一面旗帜下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将。
逆光回溯三十年。1925年夏，广州街头的暑气蒸腾，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的张云逸刚满三十四岁，胸前佩戴的是金色双星。那是他在黄埔系中拼杀出来的军功，也是他从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后，一步步攀升的结果。彼时的中国军政舞台风云诡谲，青年军官很快就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裂谷。
与陈炯明分道扬镳、对旧军阀盘剥愤懑叹息，成为他“弃暗投明”的情绪底色。1926年冬，他在上海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的租界夜色深沉，几句誓词背后，是一个少将对旧世界盖棺定论的决绝。
转身之后，即是险境。1928年8月，一枚“贩毒嫌犯”的莫须有罪名将张云逸推入险境。逼仄的里弄里，冷不丁闯入的几名便衣将他扭走。一路颠簸，他心知大难临头，暗暗思忖：“若真是敌特，动手也得拼命。”车门甫停，推门而入，却见两张熟面孔——周恩来、陈赓。“老张，是我们，快坐下。”短短一句，才把他的神经从崩断的边缘拉回。原来，这是党组织临时设下的“钓鱼”戏法，救他于枪口之前。
劫后余生，目的地仍是广西。那片多山的热土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腹地，也是张云逸旧日厮杀之所。不久后的1929年12月，他与时年二十五岁的邓小平联手，点燃了百色起义的火种，建立了红七军。枪声一响，传遍大瑶山。白纸扯成的臂章写着“工农”二字，列兵们将棉布绑在臂弯，高呼口号，踏上征途。
百色城外，桂军火力凶猛。红七军不过数千之众，补给奇缺，子弹常要拆走坏枪、截取药筒才能拼凑成一发完整子弹。张云逸稳坐前线指挥所，同龄人多已随势而为，他却决定向困难逆行。一次鏖战后，他与邓小平夜宿山洞，讨论的不是生死，而是如何保存实力。年仅三十出头的小平说：“只要种子在，有一天它会满山开花。”
1934年被迫突围，部队折向云南、贵州，复又北上，张云逸却在广西边境受阻，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艰险跋涉五千余里，他率千余将士迂回到港粤，一度化装成茶商、渔夫，穿梭城市与乡村，维护南方党组织的星火。这段经历，后来他淡淡带过一句：“没什么，活下来就好。”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奉命赴香港、桂林联络各派上层人物，推动抗日统一战线。面对旧日同僚，他的态度精准有度，既能推杯换盏，又能在关键时刻点醒对方：“倘若倭寇跨过长城，谁都没有退路。”不少粤桂将领因此放弃消极观望，转而投入抗敌行列。
1945年，日本投降。大江南北的战争硝烟尚未散尽，解放战争已悄然展开。1946年夏，张云逸任华中野战军副司令员，负责新四军北撤。他主持的海上突围，用十几艘木帆船把近万将士安全护送至苏北，对岸火光映着他不大的身影，夜风把白发吹得凌乱。部下回头，只见他一手扶栏，一手举着望远镜，嘴里只是轻飘飘一句：“快走，天快亮了。”
山东战场被誉为华东解放的钥匙。1947年，他与陈毅、粟裕并肩，指挥鲁南、孟良崮等战役，硬生生把国民党重点集团军拖进泥沼。战后总结会上，有人问他取胜关键，他说：“兵凶战危，说穿了就是一个‘信’字。兵信将，将信兵，生死同赴。”质朴的话，把他在国共两条道路上沉淀出的军旅哲思展露无遗。
1949年冬，他奉命入桂。此时的广西已非十年前的烽火之地，迎面而来的是满目疮痍的乡村和零散的土匪势力。张云逸兼任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把平息械斗与恢复生产并举。当地老人回忆，这位头发花白、瘦高的老将，走村串寨时总把手里干粮递给孩子，自己只掰一小角充饥。
1965年春，旅美归来的李宗仁飞抵北京。下榻之日，他郑重托人捎话：“请安排我去看望张云逸将军，一别三十余年，心头甚是歉疚。”两人相见时，李宗仁坦言，当年围剿红七军时用兵过狠，“有负同乡之谊，望赎其咎。”张云逸摆手：“旧事休提，国家归一，皆大欢喜。”一席话，让久经风雨的对手在暮年握手言和。
有人翻检档案，发现若论资历与战功，张云逸本可列入元帅，但他主动向中央表示，大将足矣。组织最终决定：军衔维持大将，待遇比照元帅，这是对一生戎马、无私境界的珍视。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噩耗传来，广西人民自发挽旗致哀；沪上多位老工人拿着当年秘密护送张将军的旧照片，站在十里洋场的黄浦江边，默默垂首。兵者，国之大事。张云逸把半生光阴写进了这八个字里：光明磊落，生死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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