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配资服务网，OPPO母亲节活动文案翻车，一句“我妈有两个‘老公’”引发众怒，企业不得不紧急道歉，并处理当事人。正当焦头烂额之际，不料武汉大学斜刺里杀出，一下子将OPPO拽离舆论批斗席，换自己坐了上去。
武大文学院发布声明，称该文案的策划者为该院毕业生，相关文案“严重牴牾敝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育人理念”，学院“极不认同”“深愿该校友过则勿惮改，善对社会批评，与企业一道肩负起社会责任”，云云。
声明言辞恳切，却引来恶评如潮。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武大大可不必主动“趟浑水”，更不该一边自我撇清，一边以道德大帽公开批评早已毕业的学生。整个行为莫名其妙，进退失据，最终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可谓十足的“昏招”。
堂堂武大底蕴深厚，人才辈出，理应有足够的智慧与定力应对各类复杂局面。这次何以荒腔走板，自找麻烦？谁在逼武大表演“公关自残”？
据各方推测，武大此举应该是出于对潜在舆情的恐惧——姑且把它叫作“舆情恐惧症”。而这种应激反应，很可能缘于前段时间屡屡陷入各种舆情风波的不堪经历。或许在武大相关部门的研判中，OPPO的这把“火”，终究会烧到自己身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面对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企业舆情，武大在“发呆”（默默吃瓜）与“发问”（搞案例研究）之间，选择了“发昏”，抛出一份意在割席的声明。没想到弄巧成拙，引火烧身，“灾难”程度相比之前数次舆情风波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又是谁让武大对舆情如此忌惮，宛若惊弓之鸟？追根溯源，不得不说到当下网络舆论场上的一股“株连、挖坟”歪风。正是这股不断蔓延的不良风气，无形中构建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舆论高压环境，迫使许多机构与个人不得不采取过度防御策略。武大的慌不择路、动作变形，就是典型反应。
什么是“舆论株连、挖坟风”？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做错事，舆论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对其过往经历、社会关系无限追溯、扩大化，进行有罪推定式的关联批判。此次OPPO文案事件中，网络批判把文案策划者的毕业院校牵扯进来，就是典型的“舆论株连、挖坟”。这种风气，将个体行为或特定事件，关联某个标签化的集体（学校、地域、群体等），并在网络空间肆意攻击，其荒诞性和危害性不言而喻。
这股歪风的产生与盛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社交媒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追溯与关联工具，使得“株连、挖坟”变得轻而易举。其二，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群体极化效应，放大了非理性情绪，容易引发情绪化攻击——这种攻击往往能带来短暂的道德优越感与群体归属感。其三，部分网络内容平台在流量追求驱使下，借助算法工具推波助澜——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株连、挖坟风”正是伴随社交媒体的兴起而渐成风气的。
“株连”与“挖坟”的内容，因其猎奇性、冲突性和“道德优越感”的即时反馈而自带传播力，这本是信息传播规律使然，没有问题；但平台如果为了流量生意，故意迎合这种信息消费偏好，甚至以算法工具去诱导这种偏好，就很成问题了。当“株连、挖坟”类内容因其高互动性而被算法判定为“优质内容”并不断推荐时，实际上是在鼓励和助长这种风气。
回过头看，武大的“公关自残”之举，固然有其自身一时糊涂的原因，其实也是病态网络舆论生态戕害的结果。它那份不合时宜的声明，恰似一面镜子，照出了在“株连、挖坟风”阴影下，人人自危的生存状态。
舆论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其特殊性决定了不能对它完全放任自流。作为信息传播关键节点的各类网络内容平台，掌握着舆论扩音器和流量分配权，必须肩负起与其能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决不能唯流量是图，纵容甚至助长不良风气，大啖世风日下的“人血馒头”。
一些平台可能搬出“技术中立”“算法客观”等借口。事实上，所谓“算法中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算法是人写的，推荐逻辑是人设计的，何来“中立”可言？一旦算法系统性地奖励极端、惩罚理性，它早就不再是客观的技术工具，而是错误价值观的塑造者和放大器。
这次“头脑发昏”的是武大，该吃药的却远不止武大。跟网络内容生产、传播直接相关的网民和平台，尤其需要检视自身的行为。网民要恪守法律底线和理性边界，平台应加强内容审核，弘扬符合公序良俗的价值观。监管亦需尽责履职。只有多方共同努力，坚决刹住网络歪风，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才能让所有人免于“舆情恐惧症”，更让武大们免做“惊弓之鸟”，找回应有的从容与体面。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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