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虎嗅科技组
作者｜陈伊凡、刘煊琦
编辑｜苗正卿
头图｜AI生成
“肥牛”坐在轮椅上，头戴一个黑色的环形发带，嵌着电极。
他把双手从轮椅操作面板上抬起。轮椅向前滑动了，没有手柄，没有遥控器，只有头皮上几个电极在读取他颅骨里的电信号。
五年前他查出脊髓，两次手术后两度全身瘫痪。后来，他和妻子在黑客松上用48小时“手搓”出了这台意念控制轮椅，拿下硬件赛道一等奖。
他不会写代码，零基础自学了嵌入式开发、电路焊接、3D 打印和 AI 算法。
现在他出现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H4 FUTURE TECH展馆里，为中国300万脊髓损伤患者研发平价康复辅具。
这是我在今年 WAIC 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它是今年 H4 展馆最具代表性的缩影。
参加 WAIC 已经是第四年了。前几年的主角轮换过几轮：2023年是大模型混战，每家都在比参数量；2024年是具身智能元年，人形机器人占据了所有展台的 C 位；2025年是 Agent 之年，多智能体协作成了最热的关键词。但2026年，当我走进这个地下展馆的时候，我意识到今年的主角不是任何一项技术，而是一种全新的组织物种，一种全新的创业方式，创业者不是什么学术大牛、不是什么大厂的合伙人，而是普通人。
“肥牛”的例子，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是它回答了一个我在整个展馆里反复追问的问题：当 AI 把创造的门槛拉到足够低，什么样的人会走进来？答案是：所有人，包括那些被传统创业叙事排除在外的人。
七月的上海，四十度的地面温度把柏油路晒出了胶质的光泽，穿着薄底鞋走在路上甚至发烫，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地面喷射出来。
WAIC 作为中国规格最高的 AI 产业盛会，它的展馆结构本身就是行业权力格局的隐喻。楼上是大厂、是模型公司、是国家队，灯光明亮，展位阔绰。但有意思的是，今年楼上那些巨头，无论是做 Token 工厂的算力公司，还是卷生卷死的模型厂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与我的交谈中，提到了同一个词：OPC，超级个体。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
大厂谈 OPC，不是因为他们要变成 OPC，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下一代客户、下一代开发者、下一代内容供给方，正在从“公司”变成“个人”。
OPC——One Person Company，超级个体。它不以人数论，而以结构论：没有层级、没有固定岗位，AI 承担执行，人只负责判断。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三五个人的极小团队，但核心特征是一样的：组织极度精简，AI 深度嵌入生产流程，创始人的认知和判断力就是公司本身。
FUTURE TECH 展区就在地下一层。楼上那些绚丽大舞台，没有秘密，但在地下，这里正在展示着一些起于青萍之末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端于毛细血管，却正在改变甚至重构商业世界。
进入展馆，迪斯科灯球般的灯光洒在领航舞台四周，以街区来区分不同板块，有 bug 反馈处、快闪开放麦舞台。一排排紧凑的小展位，每个不过四五平方米，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墙上贴着手绘的产品架构图，创始人本人站在展位前，向路过的每一个人兜售自己的产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10人左右的团队，还有一些，团队不超过三个人，甚至有些就是一个人。
OPC，是今年FUTURE TECH 展区最重要的特色。走在 H4 展厅中，像走在一张开放的游戏地图，每一个展台都是入口，每一次对话都像触发一条支线任务。
这样的设计似乎也契合了这些 AI 初创公司的气质，年轻、未定型、打破常规，带着一点粗粝的野性。这里的创始人画像和过去截然不同：不再是顶会论文的第一作者，不再是大厂出来带着资源和人脉的连续创业者，很多就是普通人：一个被自己的需求驱动的普通人，用 AI 手搓出一个自己需要的产品，然后发现，刚好别人也需要。
热闹的OPC创业
红果短剧榜单前六名中，有五部是 AI 生成的漫剧。
AI 短剧已经不是“未来趋势”，它就是现在。而制作这些内容的，很多就是一两个人的团队，甚至来自一个人，下了班后手搓。
今年 WAIC 首次推出了全国性的 OPC 专项赛事——Future Tech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八大赛区六百余个参赛项目涌入。
数据比叙事更诚实。根据中关村人才协会《中国 OPC 发展趋势报告》，截至 2026 年第一季度，全国注册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存量已突破 1600 万家，占企业总数的 27.4%；2025 年新注册同比增长 47%，全国日均新增 1.57 万家，标准化 OPC 孵化载体达 426 个。当然，注册一人公司和真正的超级个体之间还有距离——但这个数字至少说明，“一个人干一家公司”这件事，正在从异类变成常态。
拿下创业赛金奖的“葱花投研”，是我在展馆里听到的最不像创业故事的创业故事。
创始人徐翀，一个人。没有金融科班背景，没有专业技术团队，没有圈子人脉，从不动产行业起家，自学金融建模和编程，用 AI Agent “手搓”出了一套横跨不动产、金融投研、AI 技术三个领域的投研系统，深耕中国 REITs（不动产基础设施信托基金）这个极度细分的赛道。两年时间，不做任何市场营销，42 家大型 B 端机构客户主动找上门来。她说，OPC 的生存空间，就藏在产业的毛细血管中。
Lumiverse创始人常楠，游戏引擎底层技术出身，在北美做过世界级游戏引擎的底层研发，回国后在腾讯做技术。现在他和两个合伙人组成了一个三人公司，用 AI 做互动娱乐产品。他们三个人的生产力，大概相当于一个小型团队做半年到一年的产出。
他们的工作流是一套完整的 AI 管线：从 idea 到 2D 概念设计，到 3D 资产生成，到完整产品交付，全部基于市场主流 API 搭建的自动化流水线。过去需要十几个人干半年的工作量，现在被压缩到三个人、两三个月。常楠说，在 3D 生产流程的 best practice 上，“除了腾讯可能有更强的认知，其他团队很难比肩。”三个人，对标一个大厂的垂直部门——这就是 AI 对生产力的压缩比。
展馆里类似的故事俯拾皆是。我见到了一位中年创业者，带着一个黑色的圆形 AI 硬件，在展馆上兜售他的个人纪录产品。如今这是他又一次创业，公司的人数只有个位数。他说自己是个 ADHD 患者，每天有无数想法却很容易遗忘，他需要有一个工具能够把每天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和想法记录下来。这款产品即将在美国发售。一个连续创业者，用自己的病症作为产品的原点——这大概是 OPC 最纯粹的形态：你就是你的第一个用户。
还有一个姑娘，做了一个个人纪录生活的打印机。你可以把每天的重要时刻告诉这个机器，然后它会自动给你打印出来。有意思的是，打印出来的不是照片，而是一些创意，一些很有意思的漫画——AI 把你的生活碎片重新编织成了某种你没想到的东西。
影视创作是当下 OPC 最密集的战场，也是工具公司扎堆的领域。展区里的OiiOii——一家给短视频创作者提供 AI 创作工具的公司，他们的产品逻辑简洁到近乎粗暴：用户上传三到五条同类型视频，系统即可训练出一个专属的“创作 Skill”，此后只需输入选题和文稿，就能自动生成对应风格的完整视频。新闻报道、知识科普、热点解读，覆盖了短视频内容工厂最主流的几个品类。他们告诉我，核心用户覆盖个人创作者和短剧制作公司，个人用户占比很高，已经有普通上班族创作者用这套工具产出了单条四百万点赞的爆款内容。
一个普通上班族，用 AI 工具批量生产短视频，单条四百万赞。这在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你至少需要一个编导、一个剪辑师、一个运营，三个人配合才能稳定产出。现在一个人加一个 AI Skill 就够了。
走完这一圈，我大致辨认出了当下 OPC 创业的几条典型路径。葱花投研代表的是垂类AI下，“一人极致深耕型”：一个人切入产业毛细血管中一个极度细分的赛道，用 Agent 替代整个执行团队，靠认知壁垒和私有数据吃饭。Lumiverse 代表的是“精英小队极致效率型”，几个顶尖技术人才用 AI 把协作密度拉到极限，以三人之力撬动一个大厂垂直部门的产能。
还有一些人，走的是第三条路——“需求驱动型”。他们没有深厚的技术壁垒，也没有行业 knowhow 的积累，但他们拥有一种更难被复制的东西：对某一类人的极致理解，或者一种独属于个人的，难以被取代的审美直觉。
“把我养好的公司租给别人用”
OPC的另一个切面，是一种极致的组织形态。
星穹方舟（Ark InsightX），一家做主动式 Agent 加 AI 可穿戴硬件的公司。团队只有七个人，四个全职、三个实习生，所有人的绩效是“以 Agent 为核心”展开的。
他们先确定一个共同目标，再让主 Agent 拆分任务。任务被拆开后，不是由某个传统意义上的 manager 分配给谁，而是由团队成员自行认领。一个人可以做产品，也可以做技术、销售、营销，甚至参与 Agent 构建。岗位不是固定的，能力边界也不是固定的。最后由 Agent 根据任务难度、token 消耗、交付结果、市场曝光、代码质量等维度评估贡献。
这家公司给我的冲击在于它把 AI 放进了组织运转的中枢，当然，这也是当前许多AI原生的OPC组织的特点。
过去我们理解公司，往往是岗位、层级和上级评价构成秩序；但在这个小团队里，秩序更像是围绕任务和结果自动生成的。人不再被固定在某个岗位上，而是在 Agent 拆开的任务网络里流动。AI 降低了跨岗位尝试的成本，一个原本不懂算法的人，可以通过模型和公司知识库参与模型微调；一个做产品的人，也可能同时承担销售和市场任务。人的能力不再只由履历或岗位定义，而是在不断认领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被重新证明。
OPC的背后，除了那些一个个生长起来的超级个体，还有一批“为超级个体造武器”的公司。它们自身往往也是小团队，却在为成千上万的 OPC 提供从创作工具到发行渠道的全套基础设施。
前文提到的 OiiOii 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把创作能力封装成一个个 Skill，直接卖给个人创作者，让一个上班族拥有一支内容团队的产能。
鹍鹏做的事情更往上游走了一步。他的互动叙事平台 OUTSTORY 不只是给创作者提供工具，而是从项目的 idea 阶段开始介入，覆盖互动叙事创作、制作、发行，直到帮用户回传数据来优化创作。他上个月在上海办了一场创作者大会，来了四千多个全球创作者，从美国、瑞士、日本、韩国飞来上海。平台上收入最高的个人创作者，年分成收入已经到了千万级别。
“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他说，“是帮大家把那些一个人需要摸索的黑路先趟出来。怎么发行海外？怎么上架？交互叙事的框架体系是什么？我们全部可以用 AI 帮他把不擅长的地方解决。”
陈冉的 OpenCSG 走的是另一条路——开源社区和 AI 资产平台，汇聚了百万用户，大量 freelancer 和 OPC 在社区里沉淀数据、分享模型、加速创业。“很多 OPC 缺的不是想法，”他说，“缺的是 knowhow 的沉淀。你有没有被验证过的 best practice？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数据？如果没有，你就是在红海里裸泳。”
还有一支团队 Neofield ，他们认为 OPC 最缺的不是某一个工具，而是一整个团队。一个人开公司，早期要同时承担产品、开发、设计、交付、方案、运营等角色。真正能被 AI 替代的不是客户关系，而是这些交付环节。所以他们做的不是单个 Agent，而是一个工作空间：里面有产品经理、内容编辑、开发者、设计师等不同智能体，它们可以相互沟通、长期存在、积累记忆和 Skill。他们特别强调自己和普通多 Agent 工具的区别在于“长期关系”：很多多 Agent 产品只是把一次任务拆给子 Agent，做完就结束；但在他们的设想里，一个智能体更像公司里的同事，今天做内容，明天做产品，后天继续积累新的知识。
一个工作空间会沉淀文档、数据、Skill 和企业资产，甚至未来可以被打包、出租或出售。用他们的话说，这是“把我养好的公司租给别人用”。Skill 市场卖的是零件，工作空间卖的是已经装配好的小公司。
“OPC都是孤独的”
在 H4 展馆比较中心的位置，我看见了一家让我驻足很久的公司——焕智 Spark-Innopower，一家专门投资和孵化 OPC 的机构。创始人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对 OPC 最精准的定义：“OPC 最重要的一定是 AI 赋能的超级个体，如果不会用 AI，那就叫个体户了。”
而这家公司本身也是一个 OPC——目前只有三个人，除了他还有一个 CTO 和一个市场运维。他说了一段绕口令把我逗笑了：“一个专门帮 OPC 融资的公司，作为一个 OPC，继续融资。”
如果这个孵化模式能跑通，说明 OPC 这件事不是伪需求。
这本身就是一件反常识的事——我接触的大部分投资机构都不投 OPC。浩辰资本副总裁胡学文在论坛上坦言，OPC 的范式跟移动互联网时代、硬科技时代都不一样，传统的筛选框架和判断框架在这里失灵了，“所以从投资机构而言，我们的筛选框架和判断框架肯定也是需要不一样的。”但他也因此认为，OPC 恰恰为少数愿意重新建立认知框架的投资人提供了一个“非对称性的投资机会”——大多数人看不懂，所以看懂的人赔率更高。
在 AI 创业叙事里，OPC 很容易被讲成一个轻盈的故事：一个超级个体，配上一组 AI 工具，就能绕开公司、团队和资本，独立完成从创意到产品的闭环。
焕智 Spark-Innopower的这位投资人说，OPC 是否能在一开始就有结果、赚到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举了一个被投案例：一位大一的上海财经大学学生，在两个月内就跑通了活动聚合平台的商业化——以结果付费，来多少人赚多少钱。因为，“AI 的使用成本是叠加在用户增长上的，你需要在一开始就想好如何赚钱，找到合适的场景、别人愿意买单，才能活下去、发展起来。”
AI 确实让一个人能做更多事，但它并没有让创业变简单。相反，OPC 的商业化门槛，可能比普通创业公司更高。
以 AI 短剧为例：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行业，成功率、爆款率接近于 0.01%，甚至更低。
“OPC都是孤独的。”鹍鹏说。陈冉的OpenCSG，运营百万用户开源社区，他描述了一个残酷的漏斗：大家都在参与，叫好的很多，但叫卖的少，叫卖完又能持续成长的更少。“这个漏斗发的面很大，但赢面很小。”
我问胡学文，典型的 OPC 失败画像是什么样的？他说“我们天天都看到失败，概率非常非常高”，然后列举了三种最常见的死法。
第一种是心气耗尽型：一个人在公司里 pilot 一个项目，想 go to market，两三个月没有结果，心气就没了，事情就废了；第二种是影响力陷阱型：产品在开源社区有很好的口碑和影响力，但走到正式的商业社会时，这个 gap 没法弥补——叫好和叫卖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第三种是组织崩裂型：产品 OK，商业化也 OK，但 OPC 往前走、开始组建团队的过程中，股权设计、分工预期、对未来的判断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分崩离析。
换句话说，OPC 的失败往往不是因为产品不行，而是因为一个人要同时扛住耐心、商业化和人际关系三重压力。
OPC：一个作为人的价值
当生产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什么才是最稀缺的资源？
常楠说，如今的瓶颈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最开始，代码能力是瓶颈；然后，美术资源是瓶颈；当这些都被 AI 化之后，创意变成了瓶颈。“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工作可能都是在判断——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
在传统的创业叙事中，执行力是核心竞争力——你能不能把东西做出来，做得比别人快、比别人好。但在 OPC 时代，“做出来”这件事正在被 AI 急速民主化。一个人用 Cursor 写代码，用 Midjourney 出概念图，用 Sora 生成视频素材，生产不再是问题。问题变成了：你选择生产什么？
互影科技的 CEO 鹍鹏从互动影视的角度印证了这一点。他用了一个电影行业的类比：片尾名单上的人会越来越多地被 AI 替代，但片头名单——导演、编剧、制片人——会变得比以前更重要。
他说，OPC 时代最核心的两个不可替代能力：选题判断力和审美 taste。前者是你对用户的洞察，后者是你切入一个话题的独特角度。
换句话说，AI 没有消灭创作者，反而把创作者最难被复制的部分推到了台前。当某种资源从稀缺变为丰裕，与之互补的资源就会变得更加稀缺和珍贵。信息爆炸让注意力变得稀缺，AI 让生产力变得廉价则让判断力变得稀缺。OPC 的核心资产，归根结底是创始人的判断力——而这恰恰是最难规模化、最难复制、最难被 AI 替代的东西。
鹍鹏说，在内容产业中，OPC 的价值在于成为大模型的 Outsider。“当大模型越来越理解什么是爆款、什么是头部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已经不是爆款了。最后爆款的那个永远是那个 outsider——有一个人，在大家都觉得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我想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大模型通过海量数据学习到的是“平均最优解”，但真正的爆款从来不是平均最优解，而是偏离。OPC 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一个人的偏见、执念、怪癖和独特经历，是大模型无法复制的。
这就是 OPC 存在的深层逻辑：AI 越强大，能替代的执行环节越多，剩下的那些不可替代的东西——判断、品味、偏见、执念——就越珍贵。
但这也意味着，OPC 创业者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大厂，而是模型公司本身。胡学文的洞察很精准：“因为 token 有成本，而且阶段性的，现在 token 的分层很明显。你与其担心你和大厂之间的竞争，不如去考虑你和模型厂商之间的关系。”
当你的整个产品建立在大模型 API 之上，模型公司的每一次能力升级都可能让你的产品变得多余。今天你做的 AI 写作助手，明天可能就是 Claude 或 GPT 的一个内置功能。一旦某个环节进入大模型厂商的能力延长线，创业者就很容易变成“模型耗材”。
常楠的回答很直接：“不要做有标准化答案的方向。”Coding、Math、Medicine 这些领域，因为有确定性的奖励函数，模型公司一定会做，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好。但故事、创意、审美这些没有确定性奖励函数的领域，是当前模型范式的结构性盲区。“你要了解模型公司的研究路径，知道他们要什么样的数据，你就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避开那个方向。”
这其实是 OPC 的两条生存路线，恰好对应前文提到的两类创业者。内容型 OPC——做短剧的、做互动叙事的、做创意产品的——靠的是品味和偏离，靠的是成为大模型无法预测的 Outsider；而垂类型 OPC——做投研的、做行业工具的、做产业数据的——靠的是 know-how 和私有数据的壁垒。前者的护城河是“不可预测性”，后者的护城河是“不可替代性”。两条路看似相反，但底层逻辑一致：都是在做大模型做不了的事。
陈冉把后一条路浓缩成一句话：“模型天天变，不变的是数据沉淀。”在一个所有人都能调用同样的大模型 API、使用同样的 AI 工具的世界里，真正的竞争优势不在于你用了什么工具，而在于你喂给工具的是什么。工具是公共品，认知是私有品。
这些一个个看起来尚且微不足道的 OPC，正在对传统的公司组织形态发起一场静默的实验。它们还远谈不上“颠覆”——三个人的项目制结算、七个人的 Agent 绩效，样本太小，不足以证明什么。但有意思的是，我在 WAIC 楼上展厅走了一圈，每一个我交谈过的大公司创始人或高管，都主动提到了 OPC。
焕智创始人告诉我，他提倡 OPC 内部以项目来结算，而非按月发薪。比如他的市场伙伴给他做的每个东西都是单独结算的，“这样做事情就会很积极——我要给他发工资，他马上就会摸鱼。”
这是句玩笑话，但却很有意思。月薪制的本质是什么？是公司用一笔固定支出，购买一个人“在岗”的时间。这套逻辑在工业时代成立，因为产出和工时高度相关：你在流水线前站八小时，就能产出八小时的零件。但在 AI 时代，产出和工时之间的关系被彻底打断了。一个人用 AI 两小时完成的工作，可能等于另一个人不用 AI 干两周。当生产力不再与时间线性挂钩，按时间计价就变成了一种对高效者的惩罚、对低效者的庇护。项目制结算的逻辑恰好相反：它购买的是交付物本身，不关心你花了多少时间、用了什么工具、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
这意味着每一个协作者都被还原为一个“微型供应商”——你不是我的员工，你是我的合作方，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雇佣，而是交易。
你可以理解为，未来的雇佣模式，从“老板拥有你的时间”变成“你拥有自己的产能，按需出售”。OPC 内部的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另一个 OPC。
陈冉说，大公司之所以“大”，本质上是因为它需要用流程来解决“人的复杂度”，老板说的话研发永远听不懂，所以需要 project management、CI/CD 这些中间层把信息损耗解决掉。但当 AI 把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压到接近零，维系大型组织的理由就不存在了。他认为未来一定是碎片化的、去中心化的、主权化的——国家主权、企业主权、个人主权。OPC 就是个人主权的载体。
胡学文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无论是 OPC 也好，还是 AI native 的团队也好，它很多时候业务的形成和原来那种从上到下的推进是不太一样的。过去公司是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未来公司更像是自下而上长出来的——各个节点联系在一起，条件具备后涌现出业务形态。如果 AI 进展足够快，甚至可能变成以 AI 为中心派发任务的网状结构。
鹍鹏的感受更切身。他说自己公司 AI 团队的平均年龄在 22、23 岁，来自各种名校。“原来我开会会习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 resource’，但在年轻团队当中，你不要跟他们讲这个——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可以从 0 到 1 快速去建。”对这一代人来说，资源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他们先做出东西，再倒推需要什么支持。鹍鹏说，组织变革的核心就两点：相信年轻团队从下往上搭建的能力；更开放地与外部 OPC 进行创意连接，“学会利他，把他们当成你们的一部分”。
结语
走过这么多家 OPC，在奇绩创坛的展台前路过，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问我：“有没有考虑创业？”第一次发现创业离我这么近。
我问他们现在怎么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投，他说他们关心的是创始人本身——不是名校背景，甚至不是成熟的项目。只要 idea 足够新、有想法，都有机会。他分享了一位舞蹈艺术生如何自学开发、部署，熬过数据丢失的崩溃，最终站上了创业者的舞台的例子。
H4 展馆有一种独特的气味——咖啡、汗水、新印的宣传册，产品简陋，甚至有些草台，以及某种难以名状的焦虑与兴奋的混合物。这种气味让我想起 2014 年前后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那时候每个人都在谈 O2O 和共享经济。那一波创业潮中，绝大多数公司死掉了，但活下来的那些——美团、滴滴、字节跳动——重新定义了中国互联网的格局。
在与这些创业者聊天的过程中，他们激动地一遍遍讲着自己的产品和创业，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项目会不会很快就挂掉？但没关系，失败了，再重新做一个。
走出地下展馆，上楼。楼上的大厂展位依然灯火通明，巨幅 LED 屏循环播放着品牌宣传片，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端着咖啡交换名片，谈论着数十亿的融资，一切看起来秩序井然，坚不可摧。
但秩序井然的表面之下，有些东西已经变了——否则，那些楼上的创始人，不会不约而同地向我提起 OPC。
地下H4展馆，那些粗粝的，甚至还没想清楚商业模式的新物种，正在一寸一寸地瓦解楼上那些精密运转了几十年的东西：固定工时、月薪雇佣、层级审批、岗位说明书、年度预算……这些曾经构成“公司”这个词全部含义的基础设施，正在被一种更原始、更野蛮、也更诚实的力量从底部掀开。
这些新物种，正在顺着地脉，突破地壳，发狠地向地面生长。楼上的人，已经听见了声响。他们只是还不确定，该加入，还是该让路。
本文来自虎嗅，原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4876943.html?f=wyxw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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